天宫课堂丨你还记得亚平老师的课吗？

而且，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不能在形式上保障、在实质上取消该项基本权利。

参阅《毛泽东选集》卷五，页467，480）。故此重读了《讲话》，有些新的体会。

之前就已经无法解决接班人问题，文革是最后一搏。您认为中国当前宪政制度研究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最为中国的问题是什么？毫无疑问，中国革命：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接班人问题。而且，违宪一旦引入现实政治，即有违反《宪法》的哪一部分、哪一句话的争论：到底是背离了序言所规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具体的、争议各方可作彼此牴牾的解释的条款文字？前些年，学界跟媒体关于《物权法》草案的激烈辩论，就是一次预演。其次，正因为群众运动式的参加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机会主义的，就极大地助长了宗派情绪。此外，对于当前思想路线上的斗争，这也是进步法学可做的一个贡献。

我想，随着中国法学日渐成熟，有一点可以提请注意：皇帝的新衣遇上了小孩的眼睛，谎言业已戳破——形式法治未能好好侍奉它的资本主子，正在被新世纪互联网时代全球化竞争中的资本所抛弃。比如，北大法学院强世功老师试图通过不成文宪法的概念来重构实践中的中国宪制。这个提法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不能只判犯法者的刑，而他非法获得的钱仍然还在。

西方国家特别注意程序法。但是，在诸多公共事件中，他仍然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在当时认为是最可行的，即至少在人大常委会下面，设立一个独立的宪法委员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党政职能要明确划分，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法。

拍卖也应有一个合理、合法的拍卖程序，科学评估犯罪分子的财产。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党委与法院的关系。

我们过去是只要目标正确，程序无所谓。严格说来，黑社会应该有一个比较窄的定义，不能笼统地把欺行霸市都看成黑社会。公权滥用，会造成私权不能得到保障。在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中，不仅没有宪法法院，连宪法委员会也没有设立，而是将对违宪案件的监督权交由全国人民大代表大会下面的一个司局级机构。

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党委与法院的关系财新《中国改革》：按照1990年中法6号文件《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规定，无论是行政执法机关还是政法部门办理的案件，凡是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都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连同赃款赃物移送人民法院，由法院审判。以往，我们也经常遇到这一现象。如果不是直接犯罪所得，就不能够侵占、没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法律原则——只有犯罪所得财产才可以充公。对待在打黑过程中涉案的企业家及其财产，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

据说，是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商议，由国务院自己把《收容审查条例》废除了。但是，确如人们普遍认识到的，目前的一大缺陷就是，保护公民政治权利方面的法律还很不完善，也就是说，与宪法相配套的立法工作还没有完成，比如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都还没有制定出相应的法律。

另外，我们也很少关注如何真正增强司法权威的问题。在这些案件背后，出现了一种现象，即有的地方政府以专案组的形式，组织公、检、法联合办案，先将企业家以涉黑的名义投入牢狱，然后没收其企业及个人合法财产。

实际上，财政往往把没收来的一部分返还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有利可图，才愿意办案，无利可图就不愿意办案。如果作为社会公正底线的司法都没有权威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还能建立起什么真正的权威呢？财新《中国改革》：关于司法独立，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江平：出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司法没有独立，没有权威。中国自此开始动议制定监督法，这部法律实际上涉及宪法监督的根本问题。江西南昌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当地老百姓要告南昌某党委，认为党委作的一个决定违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做到钱尽其用，值得关注和探索。

法治离不开政治，一个国家的法治能够兴旺，就必须理顺政治关系和党政职能。有严格的财产没收执行程序，绝对不能再粗线条地立案、审判、执法，说充公就没收，变成国有资产。

现在对此往往不够重视。过去的立法强调原则和目标，忽视程序，即使有程序也不是很细。

我说，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有司法独立，才有司法公正解决这些问题，最后还是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

现在，一部分地方或者一些人的资金很多，但没办法贷出去，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人很需要钱，但在现行的合法渠道中又贷不到款。（四）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这就造成在处理财产的问题上，公安部门权力太大。现实中，大量发生的老百姓控告政府拆迁不合法，是因为政府给的补偿太少。

但是，名义上又要由政府部门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办案的程序、办案的手段都违法，还谈什么目标的合法？所以，如何健全我国的民事执行法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30多年来，江平教授一直坚持不懈地为私权鼓与呼。如果是公司犯罪，就没收公司的财产。

这个案子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来应对市场需求是否适宜？投机倒把一词产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财新《中国改革》：法院似乎胳膊拧不过大腿。

2003年，围绕着孙志刚案，三位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书，建议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展开违宪审查。财新《中国改革》：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就山东省一起因冒名顶替上学引发的诉讼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批复》，认为有关法院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可以直接引用宪法的相关条款。因为私权受侵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很好地得到解决，法院秉公执法就可以了。造成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没收财产如何执行规定严格程序。

但是，很多地方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在侦查环节就由政府的专案组、监管组、维稳办强行转让民企股权，扣押、拍卖私企和个人的财产，强行处理银行存款。《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之后，民可以告官，私权就多了一个保护手段。

我的建议是，当前至少应在全国人大内设立宪法委员会，在将来条件具备时，从全国人大的监督改为法院的监督，即设立宪法法院。否则，就会如同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所讲到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也不能够巩固，已经得到的也可能丧失。

但是，现在看起来，是否剥夺他的财产还应该看获取财产的手段是否非法。我觉得，十八大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应当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